5月16日，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正式举行。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和基层联系地特别紧密，不具备信息优势，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和基层联系地特别紧密，他们过去也没有被允许大量地设置分支机构，因此如果说这个疫情主要是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对某些个体的支持的话，那么我们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信息优势，在执行上也存在着不一定有效的问题。”
此外，周小川指出，损失承担机制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明确。名义上说，政策性业务是需要政府正式批准才算，其他的都可以按照开发性业务来理解，但政府并不真正兜底。此外他们的监管政策和原则也还存在着不够明确，曾经也一度有些人主张适当放宽监管标准，但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发生的一些案子，与监管和治理上存在着“可乘之机”是有关系的。
周小川表示，我们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等，因此，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在商业银行方面，周小川表示，关于商业银行历来也是有争议的。市场转轨过程中，有些是不允许商业银行做政策性业务的，一方面政策性业务落实起来难，另外商业银行有自己的商业利益，此外还担心会出道德风险，担心出现问题以后，商业银行会把很多包袱都甩给政府，和政府、和政策性业务有关。
“当然，我们认为，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来讲，像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周小川表示，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做好。
周小川强调，在应急情况下，第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的更加明确、清晰，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第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地更好。第三就是风险承担的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这样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