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这13个显著优势，无疑坚定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和治理体系自信,对未来的更加美好充满信心。在党的99岁生日到来之际，回顾广元市的成长历程，可以说就是这个制度优势和治理体系活力的事实见证。
灾后重建广元靠制度在废墟上画出人间最美图画
2008年“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广元市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和极重灾区之一，全市四县三区全部受灾。4850人遇难，124人失踪，28342人受伤，100多万群众无家可归，生产生活基础设施遭到重创，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各类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
这是广元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自然灾害，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仅靠当时广元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20亿元左右的经济实力自救，几乎是天方夜谭。事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创造了人类史上抢险救灾到灾后重建的伟大奇迹。
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济南军区、成都军区、武警辽宁、北京、湖北、福建、湖南、消防、交通水电等部队派出近2万的兵力赶往广元抢险救灾；浙江、云南、重庆等省市抽调大量警力赶往广元抢险救灾并协助维持交通治安秩序；江西、天津、宁夏、青海、安徽、陕西等省市派出数十支医疗队、共计2800多人驰援广元灾区……浩浩荡荡的抢险救灾大军，分布在灾区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生命迹象，就不放弃抢救的机会。敬重生命，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
在灾后重建中，除中央、省、市安排资金1223.42亿元用于恢复重建外，中央还安排浙江、黑龙江、香港、澳门对口援建广元的青川、剑阁、利州、昭化等县区。在两年的重建中，浙江用于援建青川的资金总额超过85亿元，黑龙江用于剑阁的援建资金达到15.5亿元，港澳特区政府支援38个项目，援建资金为19.85亿元。另外，四川省省委、省政府本着“无灾区帮助有灾区、轻灾区帮助重灾区”的原则，安排自贡、攀枝花、泸州、宜宾4市对口支援广元市的苍溪、旺苍、昭化、朝天各一个乡镇，援建项目64个，援建资金物资达到13.8亿元。靠着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办大事的优势，广元原计划要用3年完成灾后重建的任务，结果只用了2年。重建的结果，广元受灾地区普遍在灾前的基础上前进了20年，有的地方甚至前进了50年，提前进入了小康社会生活。
而同样遭受特大地震的国家，如2010年2月23日海地发生7.3级地震，2010年2月27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西南320公里的马乌莱附近海域发生里氏8.8级的大地震，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至今这些国家还未从灾难的困境中走出来。综其原因，有综合国力的问题，也有组织能力的问题，更有制度缺陷的问题。而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制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办大事实事的开拓性优势，有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精神的支撑，有全国人民和华人侨胞的爱心相助，有灾区人民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包括广元在内的地震重灾区能浴火重生，起跳摸高，跨越发展，不能不说，这就是制度的优势。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关键。
从整体连片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广元创造制度奇迹
广元是秦巴山片区整体连片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贫困面积大，致贫原因多，贫困程度深，所辖7个县区中就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4个省级贫困县；全市有739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0.76万户，贫困人口34.82万，贫困发生率14.6%。
广元从2015年启动脱贫攻坚工程到2019年底，按照现有标准，全市所有县区和贫困村实现摘帽退出，3.2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06%，广元人民彻底甩掉了贫困。广元提前一年完成脱贫任务,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巩固发展，相信广元一定会实现由连片贫困到与全省全国同步迈入小康社会的伟大跨越。
广元能创造这一跨越奇迹，一样得力于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没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强帮弱、富帮穷、先富带后富等一系列制度优势，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条件落后的贫困市要凭自己的力量奋斗进小康社会，几乎不可想象。
这样的一个世纪脱贫工程可以说前无古人，更是当世无双。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精准扶持，重点帮扶，广元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从中央到省，有专项资金扶持；从县到乡镇，有中央单位、省部级单位对口帮扶；从贫困村到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专门工作队和工作人员对口帮扶……还要做到不脱贫绝不收兵。这种制度，这种拼搏，这种执着，这种不胜不休的精神，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在神州大地感动着每一个人。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广元跨越发展的又一动力
基础差、欠发达的广元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宠儿。困难时刻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发展中没少发达地区的帮扶，广元能够从整体连片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跨越，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从1986年开始的“九（九三学社）广（元）合作”，再到“浙（江）广（元）合作”，再到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广元始终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针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在实践层面为东部发达地区支援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奠定了政策理论基础。
1986年开始的“九广合作”帮助引进了浙江娃哈哈集团、正大青春宝集团等浙江知名企业落户广元，拉开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广元实践的序幕，还奠定了浙广长期合作的基础。1996年，按照“两个大局”构想，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作出东部先发展起来的13个省帮扶西部10省区的部署。其中，确定浙江对口帮扶四川，重点是广元和南充两个市。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一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帮扶任务和自身扶贫任务较重的东部省市适当调减帮扶任务，并扩大帮扶范围，实现了对30个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全覆盖，精准性更强，全国进入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时期。调整后，“浙广合作”由湖州市吴兴区对口帮扶青川县、台州市路桥区帮扶朝天区、台州市仙居县帮扶旺苍县、台州市三门县帮扶苍溪县、丽水市莲都区帮扶剑阁县、丽水市龙泉市帮扶昭化区，对广元的对口帮扶走向更加深入和巩固。
东西部扶贫协作成为广元发展强有力的引擎。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从GDP的变化看广元发展：从建市时13.51亿元到2003年突破100亿元，用了18年时间；从100亿元到2013年突破500亿元，仅用了10年时间，发展势头看好；“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是全市GDP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2.3%和11.5%，其中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三年保持在15%以上，2013年突破500亿元。“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7年实现732.12亿元、增长8.1%；2018年实现801.35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创近3年新高。其中，东西部扶贫协作功不可没，截至2018年，浙江在广落户企业达373家，总投资151亿元，累计实现产值在400亿以上、实现税收近20亿元，占比不小。可以说，没有浙江亲人般的持之以恒的对口帮扶，广元的跨越发展就没有这么快。
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拓创造性的优越，展示了国家改革开放后强大的综合实力。从理论上讲，更是“先富帮后富，然后走向共同富裕”理论的充分论证和成功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前瞻性和科学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付尹 作者系广元市哲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