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日上午11时，成都公共汽车第一线从盐市口正式发车。车牌号为7✕10885的“长头车”第一辆发车，毛主席画像挂置于车头顶部，让市民可以远远望见。发班第二辆车是车牌号为7✕10961的“短头车”，朱总司令员的画像就挂置于挡风玻璃窗下方的车鼻处……16辆红黄车身的公共汽车穿梭于成都街道，是何等让人兴奋。这不仅是成都第一条公交线路，更是“劳动模范”第一线。1953年至1957年间，在首批驾驶员、售票员、保养工中先后诞生了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19人次。
为宋庆龄开车的成都女司机
当时公共汽车以“线”命名，至1963年5月1日，全市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才统一改为以“路”命名。“第一线”开通有不少的幕后英雄，成都市公共汽车筹备处的韩晋忠、黄宝坤、郝松年等技师、技工们，睡地铺不回家，日夜兼程忙着把46辆万国、道奇、福特等老旧货车，重新改装打造成16辆新型公共汽车。
成都公共汽车第一线原规划为盐市口至火车北站，因梁家巷至火车北站的道路改造尚未完工，便改为盐市口至梁家巷。从盐市口至梁家巷有8个站点，线长4.2公里，配设备车16辆，计划班次配车12辆。时至当年8月，才把梁家巷终点站延伸至火车北站，线长达到5.9公里，延线后当月载客人次达到23万，比开线当月的载客人次增加3万。当时缺员最严重的是驾驶员，有部分驾驶员是从成都裕华纱厂借调来的。驾驶员们热情高涨，加班加点弥补了缺编，他们每月工资16元，乐于“加班不加薪”。
1956年，公共汽车驾驶员“清一色”男性的局面被打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女售票员鼓起勇气找领导要学开车，公司办了个公共汽车女子驾训班，这也是四川第一个女子驾训班。从最初在车下售票，到后来车上售票服务，成都第一批女司机不怕吃苦，处处争先创优，其中129号车组的梁桂英更是连续6年获得成都市先进生产者称号。1957年3月7日，女驾驶员周惠群、邝桂华、吴桂蓉、李宗美为庆祝“三·八节”，在像馆合影纪念，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邝桂华驾训班毕业后，分配到了成都市正在筹建的小汽车出租站当驾驶员，成为成都“第一的姐”。一年后，她被调往北京工作，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开车15年。
英姿飒爽的周惠群第一天开公共汽车就成了新闻人物。报纸刊发了《英姿飒爽女司机》的文章，“一位姑娘驾着披红挂绿的公共汽车缓缓驶来，车头红牌大书‘昨天的搬运工，今天的女司机’。等待已久的人们立即欢呼起来，惊叹声、赞扬声响成一片。成都第一位女司机就是周惠群，当时她才23岁。”周惠群是成都市第一位女驾驶员。1952年，她在成都市搬运公司当淘沙工因劳动业绩突出，于1953年下半年被分配到该公司汽车驾驶员第一期学习班当学员，次年3月29日通过樁考、路考、交通规章、机械常识4个科目测验合格毕业，毕业那天她刚满22周岁不久。1955年初，周惠群正式调入成都公共汽车公司当驾驶员。从那天起，她开公共汽车30年，没有任何行车事故，她还给自己定了条“铁纪律”，“不迟到、不缺岗”。公共汽车所有驾驶员上下班都乘不了公共汽车。1956年早班车上岗时间5点45分，晚班车下岗时间近晚上12点，哪又有公共汽车载他们回家呢？周惠群平时很节俭，但为了“不迟到”，买了一辆英国“兰令”牌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1963年夏天，她因腹泻在成都市一医院输液，看着滴哒滴哒的输液管心头急，趁护士离房，她拔出输液针头，把一瓶药液一口气喝了，就跑去上班了，兑现了“不缺岗”的诺言。
戴红袖套的马路天使
公共汽车第一线是“无人售票车”，此“无人售票车”非今日“无人售票车”，是指车上无售票员，在站台上售票，乘客先买票后上车，到站下车后接受站台售票员的验票。当时大站配备2名售票员，小站则是1名。她们的标配是“六个一”：一个售票厢、一支手电筒、一支铅笔、一只口哨、一顶斗篷、一只红袖套。手电用于早晚售票照明，斗篷应对雨天和骄阳，铅笔是售票作记，口哨是指挥车辆进出站，红袖套是职业识别装。此外，售票员还有“兼职不兼薪”的工作，充当街头业务咨询员，回答乘客乃至路人的各种询问。成都公共汽车推出了第二线和第三线后，在车上配有1名服务员。该员没有车上售票职能，专门从事乘车安全宣传疏导和携老扶幼，她们也有职业装，即蓝色袖套，与车下的售票员形成了明显区别。1955年10月，成都公共汽车公司改革了售票方式，实施公共汽车车上售票模式。
售票员队伍里的女青年比例较高，年龄大都在十七八岁，相比于驾驶员和保养工的“清一色”男性，她们宛如“出水芙蓉”。幽默的成都人把戴红袖套的她们叫作“马路天使”。
售票员陈瑞书，一家三代人在公共汽车公司同岗奉献。1952年7月，她正式踏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岗位，先在站台售票，后在车上售票，风去雨来一干就是8年。此后，被乘客交口称赞的她当了调度员，兼职也不少，如用木柴生火给驾驶员烧开水喝，时常被熏得泪流满面。她找的儿媳妇邓敏也是位调度员，再后来，邓敏又将“90后”的女儿刘茂芸送入了公交集团公司，同样是调度员。刘茂芸说：“奶奶和妈妈常说我赶上了公交大发展的好时代，是在用智能调度系统操作，哪像她们那时的‘手抄本’。但我却忘不了奶奶和妈妈热爱调度工作的精神。”
公共汽车第一线的售票员江含英、涂素群、杨淑辉、梁桂英，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争得8人次的省市劳模称号，其中领军人物江含英独取4次省市劳模称号。江含英爱她的乘客，被乘客誉为“百问不厌”的“勤务员”，江含英被同事称呼为“江二姐”，在同事们心中她仿佛是仅次于红岩书中“江姐”似的。售票员涂素群尾随其后，四川省劳模和成都市劳模的奖章各获一枚。后来公司领导培养她当了调度员，不久又当上了调度业务的副科长，在她的光荣榜上这样评价她的业绩：“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戴斗笠披蓑衣的调度员
16辆公共汽车是第一线的标配设备车，同样也就有了标配的人员。按当时的标准，应配驾驶员44人，售票员44人，保养工8人，干部14人，合计110人。但实际到岗人员有驾驶员37人，售票员42人，保养工7人，干部10人，合计96人，缺员量有10%。看这个岗位工种编制，懂行的一看就知少了调度员，其实，当时是把调度员岗位编制放在了干部这个篮子里了。后来大家也常说，调度员是一线生产的指挥官，也当然是“干部”了。
当时，第一线开行无什么行车作业计划，车辆调度也无明确的方案，所以调度员就临时使用“早来早走”的调度方式。驾驶员的作业方式分为早班和晚班的“两班制”，早班的头班车是6点发车，当班调度员和驾驶员唐成基、冯学勤、张玉昆、王润友、朱孟才、欧正荣等伙计们往往争先恐后抢着“早来早走”。所谓“早来早走”就是第一个到调度员处报到的，就发头班车，以此类推。为抢头班车，5点多钟就到岗的驾驶员便越来越多。
公共汽车第一线开行之初，调度方法最为原始，每发1班车都要到附近的店铺借打1次电话报告公司，此法是“吃力不讨好”。后来尝试时适调度法，发车频率由现场调度员掌握。就是这个“时适调度法”，锻炼出了一位最为优秀的调度员张光钰。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脖挂闹钟，另戴有一副近视眼镜，张光钰在公共汽车第一线的上岗形象，不经意就成为公共汽车公司的标志形象。他把线路配车、驾售人员、线路班次、修车调停熟记于心，在他的“调度棒”下，公共汽车总是恰如其分地把乘客载向各自目的地。
张光钰其实是个读书人。他在自传中说，“我是从小学到高中都在读书，小学在温江苏坡乡小学毕业，后又考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初中部，初中毕业考入成都石室中学，直到1949年下期，因家庭经济恶劣便失学了，便回到原籍双流升平乡当小学教员。”1951年8月，张光钰幸运地考入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都分校，被编入第五期第四部第十五班当学员，于当年11月毕业，分配到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筹备处工作。1952年7月1日，张光钰便上岗当上了公共汽车第一线的调度员，不过当时还不叫“调度员”，而是叫“站务员”，但此岗位为干部编制。不过几年，张光钰已是鼎鼎有名的调度员和调度员培训班的中坚师资力量，他确实是位很善于把工作实践与学习理论相结合的人。后来他的“徒子徒孙”是“桃李满天下”。张光钰一生，从公共汽车调度员到公司的调度长，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才光荣退休。然而，张光钰的“调度精神”并未退休，纵使成都公交早已是发达的智能调度系统，但所有调度依旧认为，张光钰是从业时间最长、业务最精、威望最高的调度员。（张建/文）